內容摘要：自1950年《婚姻法》頒布以來，歷經50余年，婚后所得共同制一直為我國的法定夫妻財產制度，在實踐中也為絕大多數夫妻所使用[1].學術界的通說認為，婚后所得共同制符合《婚姻法》男女平等原則和保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原則，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因而，1992年4月3日頒布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和2001年4月28日修訂的《婚姻法》均肯定了這一財產制度。但是，如果我們從女性的視角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作一深度探究，就會發現在平等光環下的性別盲點。 關鍵詞：夫妻共同財產 社會性別 財產范圍 一、夫妻共同財產制的意義夫妻共同財產制是夫妻財產制中的重要制度，它是指將夫妻財產的一部或全部合并為共同財產歸夫妻共同所有，至婚姻關系終止時分割?；诠餐敭a的范圍不同，共同財產制還可分為一般共同制、動產和所得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勞動所得共同制等多種形式。一般共同制的共同財產范圍最大，不論是夫妻的婚前財產還是婚后財產，是動產還是不動產，一律歸夫妻共同所有。動產和所得共同制是指夫妻在結婚時的全部動產和婚后所得歸夫妻共同所有?；楹笏霉餐剖侵阜蚱揸P系存續期間的財產屬于夫妻共同所有。勞動所得共同制則是僅以夫妻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勞動收入作為夫妻共同所有。我國《婚姻法》自1950年采取婚后所得共同制，雖歷經修改，不斷補充完善，但將婚后所得共同制作為法定夫妻財產制度的原則仍保持不變，究其立法意圖，主要有三：一是符合婚姻關系的特點。夫妻共同財產制的特點是將夫妻的婚后生活視為一個整體，共同管理、使用、處分其婚后所得財產，它反映了夫妻共同生活、共同居住的現實，使夫妻的經濟生活與身份關系趨于一致，有利于婚姻關系的穩定。同時，夫妻關系是至為密切的社會關系，一方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盡管另一方收入很低，甚至沒有職業，也應視為夫妻雙方共同努力的結果，因為，在一方獲得的財產收益中，包含了另一方在操持家務、撫養子女、協助工作以及情感支持等方面的投入。就這個意義而言，婚后所得共同制確認了家務勞動的價值，為從事家務勞動的一方提供了有力的保護。因而，這一制度有利于保護婦女合法權益。二是符合中國的國情。夫妻財產制與夫妻身份制一樣，總是與一定的社會制度相適應的。目前，我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大多數公民的收入和財產數量仍然不高，共同財產制鼓勵夫妻同甘共苦，可以使雙方有限的收入發揮最大的效益，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同時，“同財共居”是中國幾千年的婚姻習俗，共同財產制符合絕大多數人對婚姻的心理期待和社會認同。盡管有些學者認為分別財產制更能體現夫妻的獨立人格和獨立地位，更能體現男女平等原則，但就我國目前的狀況看，仍不具備以分別財產制作為法定財產制的社會條件。一方面，婦女在受教育程度、就業、薪酬方面普遍低于男性，許多已婚婦女因從事家務勞動使職業發展受到很大影響 [2]，實行分別財產制將致婦女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實踐中大多數人仍然不能接受分別財產制，以分別財產制作為法定財產制不符合中國國情。三是有利于交易安全。夫妻財產制不僅規范夫妻之間的財產關系，規定靜態的“所有”安全，而且也規范夫妻與第三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保護動態的交易安全。適用法定的共同財產制使第三人在通常情況下可以推定夫妻間的財產就是共同財產，除非當事人明確告知第三人夫妻之間實行了分別財產制，否則第三人與夫妻一方發生的債權債務關系就是以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作為保證的。同時，在夫妻共同財產制下，夫妻對共同財產享有平等的處分權，因此，對第三人而言，一方對財產的處分，可以視為夫妻雙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即使是夫妻一方單獨擅自處分，第三人仍有理由相信該處分行為是夫妻雙方共同意思表示，夫妻中的另一方也不得以不知道或不同意為由對抗善意第三人[3]. 二、夫妻共同財產制的性別盲點夫妻共同財產制源于中世紀的日爾曼法。與現代法的共同財產制理念不同，它是夫妻一體主義的產物。共同財產制顧名思義，是以夫妻一體的觀念為基礎而以夫妻之財產為夫妻共有的制度，表面上看似非常公平，其實不然。傳統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夫權色彩非常顯著，丈夫是夫妻共同體的主人，對于共有財產可以行使絕對的權利。1804年的《拿破侖民法典》規定，夫為婚姻共同體之首長，單獨管理共有財產，不須妻之同意可以將共有財產出賣、轉讓或抵押，而且于管理上對妻無報告義務(1421條)。此外，丈夫還可以管理妻之特有財產，且收取其所生之果實或利益。如此，妻對于自己之特有財產也僅有“虛有權”而已，故處分時，往往需要夫之協力。[4]自近代以來，這種夫權色彩濃厚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已逐漸被夫妻權利平等的共同財產制度所取代?，F代的夫妻共同財產制已基本擯棄了以夫權為主導的夫妻一體主義，以夫妻各自人格獨立、男女平等和保護夫妻弱勢一方利益為立法原則。但是，如果我們以社會性別的視角，站在女性既存的社會性別制度化中所處的實際上不平等的特殊地位上，去審視現存的家庭角色分工，就可以看到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界定仍然存在著性別盲點。女性主義學者認為，造成女性與男性不平等的因素不是兩性之間在生理上的差異，而是兩性的社會性別差異。把男女兩性通過婚姻結合組成的生活單位定義為家庭，是以存在勞動和角色的社會性別分工為前提的，是既定的社會性別文化的產物，即家庭是由一個賺錢的丈夫和父親，一個沒有收入但照料家務的妻子和母親，以及一個或多個子女組成[5].在這種典型的家庭模式假定下確立的夫妻共同財產制，讓沒有工作的妻子獲得丈夫收入的一半，似乎是對婦女的尊重和對她家務勞動價值的肯定。但我們不禁要問：沒有任何社會工作的妻子的財產所有權能夠真正實現嗎?在現代大多數女性參與社會工作的情況下，如何看待家務勞動的價值?現行的夫妻共同財產范圍是否充分考量了妻子的貢獻?家庭中的無形資產應當如何評估? (一)家庭中角色分工的社會性別分析。據聯合國統計司和提高婦女地位司的調查發現，在大多數國家，婦女無論是否就業，都承擔著家務勞動，尤其是要承擔照料子女及其他家人的主要責任。在發達地區，2/3至3/4的家務勞動是由婦女承擔的。2001年第二期中國婦女地位調查資料顯示，中國的城鎮婦女每周花在家務勞動上的時間平均是21個小時，比男性的8.7個小時要多近兩倍，而她們中的大多數與男性一樣是全職工作者。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分工是決定家庭關系和女性地位的基礎，性別角色分工雖然與生理因素有直接關系，但卻不是由生理因素決定的，它是社會文化塑造的結果。決定家庭中性別角色分工和女性從屬地位的根源在于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制社會。女性承擔大部分生兒育女負擔的“生理現實”是父權制產生并持續維持穩定的淵源;父權制規范產生的基礎不是生物和生理上的原因，而是由于社會接受了男權統治的價值體系和意識觀念;在父權制這種經濟關系下，家庭成為男性免費使用和支配女性勞動力的場所。家庭中的男權中心是社會中男權中心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通過種種渠道滲透到家庭的權力結構中，而家庭中的性別不平等又反過來成為社會創造社會性別不平等范式的渠道之一。因此，家庭中的性別不平等應該是社會中兩性關系不平等的延伸。女性社會角色的變化將推動家庭性別分工從“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向“平等的”性別角色分工模 式轉變。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大多數家庭性別角色分工已經處于傳統的與平等的兩種范式之間，婦女的收入占家庭總收入比例的平均水平已由20世紀50年代的 20%提高到， 90年代的40%，盡管實際上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仍然是女性，但贊成家務勞動應由男女共同承擔的人已達到86.5%[6].顯然，對于家庭中性別角色分工的態度轉變快于行為的轉變，但我們相信態度的轉變正是行動轉變的先導。 (二)家務勞動在夫妻共同財產中的意義。是否需要評估家務勞動的價值，以及如何評價家務勞動價值的問題，早在上世紀中葉就已經在許多國家開始爭論，并逐漸被女性主義者納入其研究的領域。1960 年，日本的學者磯野富士子教授在《婦女解放的混迷》一文中提出，家務勞動不僅有用，而且產生價值。他認為，是否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關系到婦女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認妻子具有獨立的人格，則妻應當對于自己的勞動，有要求相當報酬的權利。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所不可缺少的生產手段，當然產生價值，此價值構成勞動力即商品價值之一部分，因此，家庭主婦可以從丈夫的職業所得中要求因家務勞動所附加的價值部分。他的這一觀點，得到許多學者的贊同。臺灣學者林秀雄進一步指出，家務勞動非商品交換的勞動，故對社會而言，無經濟的價值;但于社會關系中無經濟價值的勞動，于家庭關系中，未必就無價值。事實上，家務勞動對整個家庭或丈夫而言，不僅有用，而且有價值。妻為家務勞動，則不必支付對價與他人，家計費用即可減少，而其減少部分，對家庭而言，就是家務勞動的價值。家務勞動之防止家庭中積極財產流出的功能，即為其獲得評價的主要根據[7]. 這些對家務勞動價值的肯定性觀點在一些國家的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有所體現。如《瑞士民法典》親屬編在婚姻的一般效力中規定：負責料理家務、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方從事職業或經營事業的配偶一方，有權請求他方支付一筆合理的款項，供其自由處分(第164條)。英國的關于婚姻及離婚的王室委員會在其報告的第九編 “夫妻間財產上諸權利”的一般考慮事項中提出：婚姻為夫妻平等運作的合伙，妻通過家事之照料、子女之養育而對共同事業的貢獻，與夫之維持家計、扶養家庭具有同等價值(1950年)。日本在司法實務中也承認家務勞動具有價值。日本最高裁判所在其判決中認為，以女性在25歲結婚離職為理由，而不承認25歲以后所造成的逸失利益的原審判決為不當，而應以妻之家務勞動亦生財產上之利益為由，承認逸失利益之損害賠償(《民集》第28卷5號，第872頁)。雖然有關承認家務勞動價值的理論與實踐都將家務勞動視為妻子的當然職能，即所謂“主婦的權利”，仍然沒有擺脫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但畢竟對承認家務勞動的社會和經濟價值在理論上進行了梳理和探討，并在一些國家的法律或實務上予以了肯認，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如前所析，家庭角色分工模式的轉變，由男女雙方共同承擔家務勞動，或真正全面地實現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尚須時日，在此之前，明確家務勞動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有利于保障從事家務勞動的妻子的權利。我國因“50年婚姻法”就開始實行夫妻共同財產制，似乎家務勞動的價值已經在共同財產制中得到體現，無須再另行規定了。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財產制并沒有解決家務勞動價值的問題。這一方面表現在獲得夫妻共同財產的前提是基于夫妻身份，而不是夫妻協力，這使專門從事家務勞動的一方因其勞動不被社會承認，不具有經濟價值而實際上處于仰人鼻息、受人恩惠的境地(重大家庭事務仍以丈夫決策為主，81%的住房以丈夫的名義登記，存款登記在丈夫名下的也占到 69.3%)，共同財產所有權無法真正行使 [8]，法律上規定的獨立人格也難以真正落到實處。而另一方面，許多既外出工作，又要承擔主要家務勞動的-方所從事的家務勞動在夫妻共同財產中沒有得到任何體現。由于家庭角色分工的傳統觀念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在愈來愈多的婦女進入職業領域，從事有償勞動的同時，家務勞動仍然主要由婦女承擔。特別是在目前競爭愈加激烈的社會轉型期，婦女所承擔的社會壓力更為嚴重，角色沖突也就愈加明顯。因此，社會不僅要承認她們的職業勞動的價值，也應當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承認家務勞動的價值，不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家庭成員認識到家務勞動對家庭的貢獻，同時也促使社會盡快認識家務勞動對家庭和社會的貢獻，承認從事家務勞動的婦女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按照我國簽署和承諾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北京宣言》的要求[9]，應當由國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如制定對家務勞動等無酬勞動的評估方法，并將其列入國民核算體系。我國《婚姻法》應對從事家務勞動的價值作出肯定性規范，承認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在離婚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時也應將家務勞動作為需要考量的因素。通過政策和法律導向，最終促使有關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狀況向平等的方向發展。三、無形財產應納入夫妻共同財產范圍無形財產是與沒有實體或實物存在形式的財產客體相關的法定權利[10].2001年修訂的《婚姻法》雖然對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作出了更為明確具體的界定，但除規定知識產權的收益屬于夫妻共同財產外，對無形財產中的文憑、執照、資格等具有預期利益的法定權利未作明確規定。筆者認為，此類財產也應當納入夫妻共同財產范圍。在傳統的財產法律中，文憑、執照、資格等無形財產并不屬于財產之列。各國的婚姻家庭法中，也缺乏將其視為婚姻財產的相應法律依據。但20世紀末，一些國家對此問題開始反思。如美國一些州的判例，就確認配偶一方因對方的幫助所取得的成就、學位、執照、資格等，應當屬于衡平法上的婚姻財產。其理由是：(l)一方的貢獻和努力增加了對方事業的價值;(2)婚姻財產，是指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獲得的財產，而不論其財產形式如何;(3)婚姻財產不必以是否具有交換價值來作為評價標準。如行醫執照被認為有助于增加收入，故而持有者的配偶如果對此作出貢獻，就可以分得其中的份額;(4)婚姻是雙方彼此貢獻的經濟合伙，一方的成就、學位、執照、資格等包含了對方的貢獻和投入，它應當是衡平法上分割婚姻財產時的決定因素[11]. 如前文所述，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往往是妻子為了家庭的整體利益、對方事業的發展，在對方學習、培訓期間，承擔全部或主要的家務勞動，犧牲自己的發展機會，為對方的發展提供沒有后顧之憂的家庭保障甚至是承擔全部的生活費用和學習費用，幫助對方獲得文憑、執照或資格。對此類文憑、執照、資格等無形財產，目前我國婚姻法及司法解釋均未視為夫妻共同財產，只是對于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文憑、執照或資格已經轉化為物質財富的，如提高的收入可以作為夫妻共同財產，但若尚未轉化為有形的物質財富，則不視為夫妻共同財產。例如妻子負擔全部或者大部的家務勞動并以自己的收入支持丈夫接受教育和培訓，而丈夫卻在畢業或者獲得學位、職業資格后提出離婚的情形，根據目前對夫妻共同財產的界定，此時丈夫所取得的能夠帶來高收入的文憑、執照、資格因尚未轉化為有形財產，不能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參與離婚財產的分割，而妻子則已將自己的收入支付了丈夫的學習和培訓費用。其結果是，雙方除丈夫的文憑、執照、資格外，幾乎沒有其他財產，離婚時夫妻可供分割的共同財產微乎其微。 可見，否認了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獲得的文憑、執照、資格等無形財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實際上 就否認了妻子的付出和犧牲，使得離婚變成了對被離異妻子的一種無情的剝削和掠奪。這是與致力于實現男女平等、保護弱者利益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則相違背的。因此，正確界定婚姻關系中財產的范圍至關重要?；橐鍪且粋€共同體，婚姻關系是雙方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伙伴關系。結婚是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結婚者有理由相信，配偶一方的發展就是整個家庭的發展，自己也必然分享因發展所獲得的成果及預期利益。一方犧牲自己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從事家務勞動，為對方獲得文憑、執照、資格在經濟上和生活上予以支持，是因為她(他)確信在婚姻生活中，自己可以分享對方獲得的成果和帶來的相應經濟利益。盡管在婚姻關系這種親密的關系當中，利他主義可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眼前的和將來的可期待的利益仍然是促使夫妻作出這些犧牲的一個強大的動力[12].在獲取這一成果的過程中，取得文憑、執照、資格的一方，需要親自參加學習、培訓，是直接貢獻者;夫妻另一方從事家務勞動，外出工作，維持家計，甚至用自己的工作收入支付學費或培訓費，是間接貢獻者，這兩種貢獻應當具有同等的價值。文憑、執照、資格等法定權利能夠證明一個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識或技術水平，反映了持有者的身份和資格利益，具有人身專屬性。但文憑、執照、資格等的取得要付出一定的時間、精力和相應的金錢投入，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其他財產權轉化的產物。同時，文憑、執照等又是一個人的就業能力、收入能力的證明。通常情況下，文憑愈高，專業能力愈強，獲得較高收入的工作機會愈大，換言之，其獲得的預期利益也就愈大。由此看來，文憑、執照、資格中確實包含著一定的經濟利益，具有經濟價值。但是，這種經濟利益除了體現為已經實現的收入之外，又是無形財產，難以像有體物一樣予以占有和使用。從價值的實現上來看，文憑、執照、資格等法定權利的物質利益是可預期的而且具有可持續性。夫妻婚后所得財產的內容應當包括所有的財產形式，不應僅僅包括有形財產及無形財產中的收益，否則，就人為地縮小了夫妻財產的外延，在立法上背離了夫妻共同財產制的本質，不利于保護當事人特別是為一方取得這些無形財產而協力貢獻的妻子一力-的利益。的確，在一個知識經濟和無形資產已經日益并且可能成為最為重要財產的社會中，如果婚姻財產的分割還僅僅局限于有形財產，那顯然是一個時代的錯誤。[13] 綜上所述，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取得的文憑、執照、資格等，應當屬于夫妻共同協力的成果，對于因此所產生的利益，包括預期利益均應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列入夫妻共同財產的范圍。 注釋 [1] 巫昌禎主編：《婚姻法執行狀況調查》，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5頁。 [2] 2001年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主要數據報告顯示，城鎮在業婦女的年均收入是男性的70.1%.越接近最低收入者，女性的比例越高，而越接近于高收入者，男性的比例越高。同時，盡管男女的收入均值都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增加，但在同等教育程度(如高中或大學)分組中，女性的平均收入都無一例外地明顯低于男性。調查還顯示，近10年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男女兩性的收入隨著市場機制的引入而正在拉大，而家務勞動對收入的影響是負值，對女性勞動價值的低估也會帶給女性勞動者負面的反饋，使其把更多的時間用于家庭。結果，只能使女性的勞動就業能力更為降低，收入也會隨之下降。 [3]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17條 [4] 林秀雄：《夫妻財產制度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頁。 [5] 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價》，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5頁 [6] 潭琳、陳衛民：《女性與家庭》，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一87頁。 [7] 林秀雄：《夫妻財產制度之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155頁。 [8] 蔣永萍主編：《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地位》，當代中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一29頁。 [9] 《北京宣言》，戰略目標H.3.206.(g)。 [10] 《牛津法律大詞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438頁。 [11] 李進之等：《美國財產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88-89頁。 [12] The ALI Principles and Marital Qualitv，Allen M.Parkman，Duke Journal of Gender Law & Policy，Spring /Summer，2001. [13] 蘇力：《冷眼看婚姻》、《婚姻法修改論爭》，李銀河、馬憶南主編，光明日報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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