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所謂夫妻約定財產制是指夫妻(或欲結為夫妻)雙方對婚前財產及婚后所得財產的所有,管理、使用、收益和處分作出約定,以約定排除法定財產制的夫妻財產制度.我國80年的《婚姻法》規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財產歸夫妻雙方共有，但另有約定的除外”。
自此,我國夫妻財產約定制作為法定財產制的必要補充，得以正式確定。但是，法律對夫妻財產約定制無具體規范，現實中夫妻如何采用約定財產制，不好把握。2001年《婚姻法》進一步發展了我國夫妻財產制度，它較80年婚姻法原約定制相比，有了較大變化：
一是新婚姻法對約定的內容更為明確。
新法第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夫妻可以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本法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的規定。”,具有了更強的可操作性。
二是新婚姻法要求夫妻訂立財產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而原法沒有提出形式要求。
三是新婚姻法就夫妻財產約定的效力作出了明確規定，而原婚姻法沒有此內容。
然而,由于現實生活中個案總是具有復雜多樣性,而法律的規定又顯得很模糊很原則，相關內容在理論界也頗有爭議。比如"財產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是否可以理解為非書面形式不可?夫妻中財產原權利人以書面形式對財產利益作出讓渡，而另一方無異議，是否認定其具有財產約定的效力?在我國,目前夫妻財產約定制還不是很完善,相當多個案反映出的問題亟待探討.以下將我工作中所涉案例的爭議問題提出來,供大家探討,愿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主要案情:王先生于1955年與張某結婚,1960年取得一房產,1968年妻張某去世,1972年與李某再婚.生前于1995年在公證處立下一遺囑,在遺囑中說明:共有兩次婚姻,前妻張某,現妻李某，現房產屬夫妻共有，因析產有麻煩,我現僅將房產中屬于我的份額在我去世后留給我的孫子.......后王先生于2006年去世.去世后,在處理遺產時,對王先生所擁有的份額產生爭議。主要焦點是后妻是否享有財產權.否定其后妻財產權的觀點認為,按現有法律,房產屬于王先生婚前財產,應屬于個人所有,非夫妻共有,其公證遺囑中的"夫妻共有"的內容非夫妻財產約定.因此此處"夫妻共有"僅指前妻,不包括后妻.從探討的角度,我認為不應簡單僵化地去理解和應用法律條文作出過于主觀的判斷，從此案中反映出的以下幾個問題值得商榷.
1既有前妻又有后妻的情況下，夫妻共有的“妻”在無具體說明時如何認定。立遺囑人在公證遺囑中明確說明了該房產系夫妻共有.自述結過兩次婚，前妻張某,現妻李某......房產為夫妻共有，本人認為,在遺囑人無特別說明的情況下，法律不應該排除其中任一任妻子，以體現文字概念所反映出的客觀事實.
2夫妻中財產權利方單方以書面形式確定財產歸屬是否可認定為“夫妻財產約定”。婚姻法規定，約定應當采用書面形式，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適用法定財產制。目前婚姻法及司法解釋對夫妻財產約定制的規定仍不夠具體完善，司法實踐中如何認定夫妻財產約定的效力易產生分歧。普遍認為夫妻雙方以書面方式所作的財產約定的效力是無可置疑的。但是實踐中，當事人受法律知識水平所限，無法苛求他們以多么完備的形式去體現其真實的財產處分意思，因此不能單純以是否具備嚴格的形式要件來評價財產約定的效力，更多的時候是需要透過表象去探查本質，了解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比如，法律并沒有要求“約定”必須采用書面形式，而是用“應當”這一字眼，“應當”即只是一種建議，并不排除口頭約定的效力。因此如果系無爭議的口頭約定應予認定。所謂的無爭議是指夫妻雙方均矛以認可。就本案而言，妻子認可，夫以公證遺囑形式確認，即使是口頭約定，這也已完全具備了其生效要件。更重要的是，即使是書面約定，法律也并未要求由做出約定的夫妻雙方必須簽字確認，缺一不可。因為如果做出書面簽字確認的是相關財產的權利人，約定的內容是由他將財產做出讓渡，事實上對方作為純粹的受讓方，書面簽字已顯得并不重要。但如果是另外一種情況，即夫妻雙方對自己的財產利益均做出讓渡，讓本屬于夫和妻的個人財產都不同程度地有歸為共同財產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單純是受益人，而是權利義務一體化，此時必須要求雙方均簽字才能認定是有效的財產約定，如此才能體現出對雙方財產權利的保護。而本案中妻子僅僅是受益人，夫將屬于婚前的財產做出書面的約定，妻子簽字與否都不會侵害到其他人的利益，沒有理由否定其具有財產約定的效力。因此我們不能簡單教條地認為，必須雙方均以書面形式做出約定甚至要明確列明標題是“夫妻財產約定”等才是純正意義上的夫妻財產約定，無論關于夫妻財產的約定體現在遺囑上還是體現在單獨的一份文書上，也無論是單方簽字還是雙方簽字，所要審查的是是否具備財產約定的實質要件，即是否是關于財產的約定，是否(1)當事人雙方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2)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3)當事人親自為之未適用代理(4)不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共利益.如何符合上述要件就不能簡單地一概以形式上是否符合某種要求來否認客觀真實。否則不但不能有效地保護當事人的利益，甚至無視當事人的本意而硬搬用法律上僵化的原則去干涉當事人的自由意志。綜上，根據約定優先于法定的原則，在對于財產有了約定的情況下，就不能適用夫妻法定財產制而應當認定本案爭議房產系立遺囑人與妻子(兩位妻子)的共有財產。 另外,對于夫妻財產約定，應當考慮到它不同于一般民法意義上的協議或約定。婚姻法作為民法的組成部分，公法功能與私法屬性兼顧，保障功能與權利本位并存。由于婚姻家庭親屬關系是一種特殊的民事關系，并非目的性利益關系，其自身的存在和功能帶有鮮明的公法秩序和社會保障、福利屬性。因此修改后的婚姻法確定了夫妻財產制度的約定先于法定原則、夫妻雙方財產權利義務平等原則和保障弱者利益原則.這是現代婚姻家庭法兼顧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必然要求。格外需要我們在對待夫妻財產約定的問題上應持有不同于其他民事約定的評價標準.
3以現行婚姻法規定去干涉遺囑人于現行婚姻法修改前對自己財產處分的自由及效力多有不妥.如果遺囑人對其房產權利歸屬沒作出明確說明，是可以按現行婚姻法來認定其財產為婚前財產。而立遺囑人立遺囑時是1998年，當時適用199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處理財產分割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其中第1條規定“夫妻雙方對財產歸誰所有以書面形式約定的，或以口頭形式約定，雙方無爭議的，離婚時應按約定處理。但規避法律的約定無效”;第6條“一方婚前個人所有的財產，婚后由雙方共同使用、經營、管理的房屋和其他價值較大的生產資料經過8年，貴重的生活資料經過4年，可視為夫妻共同財產。”可見立遺囑時的法律也是尊重夫妻雙方約定財產制的，沒有約定時按法律規定，自1972年結婚至1995年夫妻共同生活23年，如果不作另外約定，當然地第二任妻子與立遺囑人共有房產權，但是本案中立遺囑人生前不但沒有另行做出約定排除第二任妻子的共有權利，相反在遺囑中進一步確認了“共有兩位妻子，房屋為夫妻共有”。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取消了上述《意見》中第6條的規定，明確規定“一方的婚前財產為夫妻一方的財產”。如果遺囑人不欲將此房產作為夫妻共同財產，完全可以在2006年去世前對遺囑做出變更,但遺囑人生前并未改變其原立遺囑中“房產屬于夫妻共有”這一內容。顯然是繼續認可這種共有關系。綜合考慮婚姻法修改前后的法律規定，利用生活常識和邏輯推理也不能輕易否認后妻的財產權利.
綜上,筆者認為,夫妻財產約定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夫妻財產約定的完善和發展同樣是時代的迫切需要。結合世界各國情況,夫妻財產約定一般有兩種形式,一是需夫妻當事人雙方必須訂立書面契約，才對雙方具有拘束力.二是夫妻財產約定采用書面形式訂立，且經一定公示程序始產生法律效力.在目前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尚不完善的情況下,在審理案件時成文法不可能完全與具體案情對號入座，認定夫妻財產約定效力,有必要提高法學素養，深入進行法理分析，正確發揮法官的主觀能動性,以有效實現司法判決的輿論導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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