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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繼承法》的修改，并非孤立的制度選擇與體系架構，而是融合了價值期待與道德判斷的制度設計和體系建構。由于繼承關系兼融了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雙重屬性，故我國《繼承法》的修改與完善，應與民事法律制度體系中的相關制度——總則、人格權、物權(所有權和其他物權)、債權(債法總則和債的種類)、侵權責任等相協調;同時，還要與親屬制度相銜接，以實現人身關系與財產關系的統一。為確保我國《繼承法》修改的科學、嚴謹以及繼承制度與其他民事制度的協調統一，我國《繼承法》的修正應遵循如下路徑：(一)繼承制度的修正以相關民事制度的完善為基礎從目前的民事立法進程看，我國已相繼完成了《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相關法律規范的制定，且2001年完成了《婚姻法》的修訂。上述立法工作的完成及具體民事制度的建構，為我國未來《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礎，也為我國繼承制度的修正奠定了“權利配置”的基礎，進而使繼承權客體向所有權客體的轉化成為可能和必然。因為，繼承權向所有權轉化，是民法領域中的一個傳統論題。即“繼承權向所有權轉化并非瞬間完成，而是要經歷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繼承權產生于繼承程序的開始之時，而遺產所有權的歸屬則確定于繼承程序的終結之時。應該說，繼承法律關系的存續期間，就是動態的繼承權向靜態的遺產所有權的轉化過程”。在繼承權向所有權轉化的過程中，涉及“繼承人范圍的確定、遺產的保管與分割、繼承人接受繼承或放棄繼承的意思表示、繼承權的喪失以及繼承人應繼份的確定等。倘繼承人放棄繼承權或喪失繼承權，其繼承權就不可能轉化為所有權”。由此可見，“繼承權雖屬財產權，但相對所有權來說，只能是依附于特定人身關系上的一種待實現的權利;人們取得這種權利的真正目的在于最終取得遺產的所有權”。故繼承制度的完善、繼承權的保護，需要相關民法制度的配合與支撐。(二)繼承制度的修正以繼承機制的和諧統一為歸宿繼承機制，應為繼承制度的保障體系，即確保繼承制度所倡導的繼承價值理念與繼承行為模式得以推行和保護。質言之，繼承制度需要借助繼承法律規范要求的明確化、具體化、穩定化以及強制力，實現對繼承行為的普遍規范與法律約束。因為，人作為繼承“活動的意識主體，不僅了解行為的目標，而且會基于自己目標實現的概率的高低及行為后果的利與害，調適行為的方式，選擇對自身具有最高效用的行為類型。因而，一種行為模式或行為類型的形成，不光取決于行為主體對其價值合理性的認同，也與行為恒常后果對行為主體的利益損益密切相關”。因而，繼承機制的和諧統一，不僅意味著繼承制度的完善與科學、人文與適用，而且也意味著繼承制度的道德追求與理性判斷。即繼承制度具有道德監督與道德評判的功能，體現出對繼承行為所蘊含的善惡價值的判斷、道德責任的確認、道德信仰的傳播。至于繼承理性，則以繼承的法律制度與道德制度的和諧統一為基礎。因而，我國繼承制度的完善，必須以繼承機制的和諧統一為終極追求，以為繼承個體提供繼承期待、繼承規則、繼承模式、繼承效力為實踐方向。從我國現行《繼承法》的編章結構看，其繼承體例表現為五章的編制：總則、法定繼承、遺囑繼承和遺贈、遺產的處理、附則。上述內容，既指明了繼承關系的基本原則，也規定了繼承模式——法定繼承和遺囑繼承;既規定了必留份制度和遺產酌分請求權制度，又規定了遺產的范圍及處理原則……上述制度的建構，使繼承機制實現了系統化、嚴謹化和適用化，有利于繼承關系的順暢實現與繼承效益的完滿達成。在我國《繼承法》的修正和《民法典·繼承編》的建構過程中，為實現繼承機制的和諧統一，上述體例可予以保持，但需要做適當修改。即總則、遺囑、法定繼承、遺產的處理、附則。將遺囑列于法定繼承之前，不僅強化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彰顯了遺囑在繼承法中的地位，而且體現了繼承的通識性規則：“遺囑繼承與法定繼承的效力不同。遺囑繼承的效力高于法定繼承。”(三)繼承制度的修正以民眾繼承愿望的滿足為宗旨繼承關系以財產或財產性權利為客體，無財產即無遺產，也無繼承。為此，經濟的發展，財產的增多，遺產的遺留，成為構建繼承制度的基礎和核心。同時，民眾繼承愿望的產生，不僅源于千百年來形成的有關繼承的風俗習慣，也源于積淀于情感深處的繼承期待與繼承信念。正如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班杜拉在闡釋 “三方互惠決定論”時所述：“一方面，個體的期待、信念、目標、意向、情緒等主體因素影響或決定著他的行為方式;另一方面，行為的內部反饋和外部結果反過來又部分地決定著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應等。”以此推之，國內生產總值的跨越，民眾財富的增加，已然成為民眾繼承愿望提升的助推力量，并成為繼承制度進一步完善的社會土壤。據初步核算，2011年全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 977元，比上年增長17.9%，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 810元，比上年增長14.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4%。農村居民食品消費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為40.4%，城鎮為36.3%。2011 年，國家將農村扶貧標準提高到年人均純收入2 300元(2010年不變價)，按照新標準，年末農村扶貧對象為12 238萬人。上述數據表明，人均收入的增加，貧困人口的降低，不僅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和財產增值能力，而且為遺產繼承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同時，也為繼承法律制度的實踐提供了物質保障。因此，完善我國的《繼承法》，既是充分實現并保護民眾的財產權益的有效途徑之一，也是實現繼承權向所有權轉化的法律保障。正所謂：“發展是一個相互依賴的過程，而且經濟的成功不可能與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離。”當然，也不能和法律的進步與發展相分離。“每一個國家，每一個社會，都不得不處理它自己的問題，而世界將懷著極大的興趣注視全方位的發展過程如何在中國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