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家對于“代孕”一詞并不會陌生，但是“代孕”一直是為法律所禁止的，前不久一男子因找人代孕剩下的兒子只存活了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就去世，氣憤之下將代孕公司告上了法院。一審法院認定男子自己需要承擔30%的過錯責任，代孕公司承擔70%的過錯責任，男子不服后提起上訴，二審最終則最終改判雙方各自承擔50%的過錯責任。
2017年6月，因為無法正常生育，尹某與歐某、某健康管理公司簽訂了一份代孕協議，約定進行代孕服務。合同簽訂后，尹某向歐某、代孕公司及其指定的羅某（代孕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服務費59.3萬元。在2019年1月，代孕母親順利娩出一嬰兒。然而，尹某還沒來得及高興，孩子僅存活了57天便死亡！尹某內心悲痛，遂起訴代孕公司與歐某、尹某，認為孩子死亡是因代孕行為不當。法庭上，尹某主張，《代孕協議》違反公序良俗原則，應認定無效，而根據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返還。他還認為，歐某、代孕公司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向自己提供了非健康的高危嬰兒，導致自己遭受損失，被告應賠償損失。歐某則辯稱，自己是代孕公司員工，只是替羅某代簽，不應承擔合同義務。代孕公司稱，歐某不是自己公司的員工；在簽訂本協議時，協議雙方均有過錯，應當按照合同法的規定對各自的過錯承擔責任。羅某則稱，自己不是代孕合同的當事人。一審法院經審理后認定：根據《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代孕協議》系無效。在簽訂協議時，雙方都存在過錯，其中歐某、代孕公司作為代孕服務提供者，存在較大的過錯，認定過錯比例為70%，尹某的過錯比例為30%。一審法院故判決，歐某、代孕公司與尹某應按照其各自的過錯比例予以承擔。尹某不服，提起上訴。尹某認為，涉案嬰兒是因寶代孕公司的代孕行為不當而死亡的，一審法院認定涉案嬰兒死亡與代孕行為未存在必然關聯是錯誤的。因此，應改判歐某、代孕公司、羅某共同向尹某按比例賠償損失84萬余元。二審法院最終認為，《代孕協議》無效；根據現有證據，歐某主張其是代孕公司的員工，代表代孕公司、羅某簽訂協議的事實缺乏依據；羅某雖然抗辯以其個人名義收款是為方便向其他主體支付款項，但卻未能就該事實舉證證明，亦不能充分證明其個人財產與代孕公司的財產相互獨立。故羅某對代孕公司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尹某、歐某、代孕公司明知代孕行為與我國傳統社會倫理道德、婚姻家庭及公序良俗相違背，仍違法簽訂和積極履行代孕協議，對合同的無效均存在同等過錯，應當承擔同等責任。認定由尹某自行承擔50%的責任，歐某、代孕公司共同承擔50%的責任。故二審法院最終判決歐某、代孕公司賠償尹某32萬余元，羅某承擔連帶責任。
問題1：本案中的代孕協議為什么是無效的？
律師指出：根據《民法典》第143條：“具備下列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有效：（一）行為人具有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實；（三）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不違背公序良俗。”《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規定了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而且代孕是有悖于倫理道德，也會引起因血緣關系引發的父母和子女關系的問題，是有悖于公序良俗的，因此本案中的代孕協議在法律上是一份無效的協議。
問題2：代孕協議既然是無效的，那么其后續的結果應當如何處理呢？
律師回應到：依據《民法典》第157條的規定：“民事法律行為無效、被撤銷或者確定不發生效力后，行為人因該行為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由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在本案中的代孕協議既然是無效的，代孕公司收受尹某的錢款就應當返還，不過返還的具體數額應當根據雙方當事人最終所被法院認定的過錯程度加以確認。
問題3：如何看待本案中二審法院修改了一審法院判決的雙方當事人的過錯責任分配？
律師指出：一審法院判決代孕公司一方需要承擔較大的過錯責任，二審法院則改判雙方當事人都承擔相同的責任，相比之下二審法院的判決更為合理，因為無論是尹某一方，還是代孕公司一方，都應當清楚地認識到代孕是有違公序良俗，并且為法律做不容的，在此前提下，仍然私下簽訂所謂的代孕協議，最終代孕生下的孩子也沒能存活多久，雙方在這一過程中都是存在著過錯的，而且很難區分出兩者誰的過錯責任更大，因此判決雙方各自承擔50%的過錯責任是更為合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