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書遺囑是指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的遺囑。《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第十七條規定：“自書遺囑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注明年、月、日。”根據上述規定，自書遺囑所規定的形式要件是：1、遺囑人親筆書寫，不能由他人代筆，也不能打印;2、有本人簽名，并注明年、月、日。同時，自書遺囑也應具備其他形式遺囑的基本要件：1、立遺囑人有民事行為能力;2、立遺囑人立遺囑時，系親自實施該民事行為;3、遺囑內容是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4、遺囑中所處分的財產是立遺囑人的合法個人財產;5、遺囑形式符合法律規定。
我國現行《繼承法》于1985年頒布施行，迄今有三十的時間。在此期間，公民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人會在生前立下遺囑，處分自己的合法財產。但人們訂立遺囑的形式繁多，即便是自書遺囑的形式也有較大差異，學術界與司法界對自書遺囑的效力認識也不統一。筆者將結合具體司法實踐，對上述問題作剖析。
一、打印遺囑的法律效力
隨著電腦的普及，當事人以電腦打印遺囑的情況越來越多。在公證遺囑、律師見證遺囑中，現在大多以打印件的形式出現，由于在公證和律師見證的過程中，公證員和律師都會核對立遺囑人的身份、并對立遺囑人作相應的筆錄，而后再以打印件的形式制作遺囑，所以，在這類形式的遺囑中，只要不違反法律的規定，打印件的法律效力理應予以認定。
但在自書遺囑中，打印的自書遺囑是否應予以認定，現在還存在不同的認識。第一，持支持觀點者認為，目前，電腦書寫已逐步代替了筆墨書寫，2005年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簽名法》也確立了電子簽名的法律效力。雖然該法第三條規定，民事活動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單證等文書，當事人可以約定使用或者不使用電子簽名、數據電文。但上述規定不適用涉及婚姻、收養、繼承等人身關系等其他情形。所以，只要是被繼承人親自所打印的遺囑，理應認定為有效。第二，持否定觀點者認為，遺囑不同于合同，合同是當事人簽名確認后即開始生效，遺囑生效的首要條件是遺囑人已經死亡，發生糾紛后，往往是眾口紛詞，很難還原客觀事實，僅能通過各種推斷來分辨遺囑是否出于是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目前，《繼承法》對遺囑的形式要件作嚴格規定，其立法目的是為了保證遺囑的真實性。打印件遺囑因立遺囑人已不在人世，外人無法分辨遺囑內容是否真實，立遺囑人立遺囑時是否有行為能力，訂立遺囑是否存在騙簽和脅迫簽名，或在空白紙張上先有簽名后打印等情況。電腦打印的遺囑，因沒有其他證據加以佐證，很難判斷其真實性。
打印遺囑要被認定為有效性，應有其嚴格的認定。筆者先從幾個實務案例出發進行討論。
案例一：孫某去世后，其兩個兒子孫甲和孫乙作為其僅有的兩個法定繼承人發生遺產繼承糾紛。孫甲作為原告主張按法定繼承原則來繼承遺產，孫乙主張按遺囑繼承來繼承遺產，并且提供了一份由孫某簽字的打印遺囑。在本案中無其他證據，孫乙也未能提供證據證明該份打印遺囑的出處、由誰打印。孫甲對于孫乙提供的該份遺囑不予認可，認為被繼承人孫某是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文化程度較低且生前不曾學過電腦打字，所以該份遺囑是孫乙偽造的。法院認為，在孫某不具備打字的能力且沒有其他證據能印證的情況下，很難認定該份遺囑系孫某生前所制作，故應認定孫乙提供的打印遺囑不具備遺囑合法成立的要件，本案按法定繼承原則處理。
案例二：被繼承人馬某去世后，其法定繼承人為母親馬甲、妻子劉某和女兒馬丙。馬甲為繼承馬某的遺產，以劉某和馬丙為被告訴至法院，認為本案應按法定繼承原則處理。劉某和馬丙應訴后，提供了一份馬某的自書打印遺囑，在該份遺囑上，馬某將其合法財產均留給了妻子和女兒。馬甲對于該份遺囑上的馬某的簽字予以認可，但認為非有效的遺囑。針對該份打印遺囑是否為馬某的生前真實意思表示，劉某和馬丙認為，馬某系公司經理，日常工作生活中經常使用電腦打字。劉某和馬丙提供了馬某生前工作單位中所使用的電腦，該電腦上存有該份打印遺囑的電子檔，且存檔日期與該份遺囑的手寫日期相同。法院認為，劉某和馬丙所提供的一系列證據均能證明被繼承人馬某生前會打字，且該份遺囑在很大程度上系馬某生前所制作，故應認定劉某和馬丙提供的自書遺囑符合法律規定，本案按遺囑繼承原則繼承相關的遺產。
從上述的案例出發，筆者認為自書打印遺囑除具備遺囑成立的相關必備要件外，還需具備以下形式要件：
1、親自打字和打印。打印遺囑是由電子文件轉化而來，不可能像親自書寫的遺囑一樣只存在唯一性，如要認定其真實有效性，必須是立遺囑人親自打字和打印。由于在案件審理中，立遺囑人必然已經去世，如何認定系其親自打字和打印的，常需依靠證據優勢原則和辦案法官的生活常識。例如，立遺囑人生前是否常通過使用電腦打字進行文字操作;該打印遺囑的電子版本是否存在于立遺囑人經常使用的電腦中或電子媒介中(當然，立遺囑人有時候并不使用這些電腦進行操作)。如果立遺囑人自己不會打字，而是請他人代為打字和打印的，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該份遺囑是否應認定為自書遺囑呢?筆者認為，此類打印遺囑雖然可能口授了相關遺囑內容，但是由他人代為打印的，故該份遺囑在一定程序上可以被認定為代書遺囑。主張遺囑繼承的當事人需提供證據及證人，證明遺囑是他人代為打字和打印的。
2、立遺囑人簽名、并注明年、月、日。由于是自書遺囑，故必須有立遺囑人親自簽名。如果當事人證明遺囑電子稿保存于立遺囑人的個人電腦中，但遺囑上缺少立遺囑人親自簽名的，就很難認定遺囑的真實性。如果遺囑缺少訂立遺囑的時間信息，筆者認為應當探尋立遺囑人的真實意思表示，根據具體案情作出分析。
例如，浙江省法院曾經審結的一起遺囑案件，對于如何認定自書打印遺囑的效力，提供了值得借鑒的司法經驗。在該起案件中，涉案遺囑由電腦打印生成，僅有落款“某某某”為手寫字體，未注明年月日，當事人未提供其他證據。一審法院認為，自書遺囑應由遺囑人親筆書寫，簽名，注明年月日，該遺書屬電腦打印而成，僅有簽名，及未注明遺書形成具體時間，不能認定為自書遺囑，故本案中應當按照法定繼承分割遺產。后當事人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只有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民事行為才能確定無效，電腦打印也是遺書書寫的一種方式，遺囑人為普通公民，法律無法要求其所留遺囑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實質要件和形式要件，且《繼承法》中并未規定打印遺囑未注明年月日屬于確認無效。二審法院最終認為，形式要件欠缺的遺囑同樣屬有效遺囑，故據此予以改判。當事人又申訴至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浙江省高院審查了遺囑未注明年月日信息的事實后認為，遺囑雖然未注明年月日，但這并不能否認遺囑的效力，繼承法并沒有規定未注明日期的遺囑屬于無效，該遺囑意思表示真實，符合法律規定，屬有效遺囑，故駁回當事人的再審申請，維持原判。
筆者認為，與專業法律人士相比，普通公民對法律條文的理解可能并不非常深入，故法律不應對普通公民從事的民事行為設立過于專業的標準。普通公民所立的遺囑即便形式上稍有欠缺，但只要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可以認定遺囑的法律效力。
二、日記和信件關于財產分配記錄的法律效力
要論述這個問題，可從以下案例的分析為切入點：陸甲與陸乙系父女關系，被繼承人李丙是陸甲的妻子、陸乙的母親。李丙于2003年8月12日去世。李丙的父親李丁、母親錢喜共生育了四個女兒，分別是李丙、李戊、李己、李庚。李丁于2006年去世，錢喜于2008年去世。某康路房屋與某佳路的房屋均為李丙與陸甲共同共有。現陸甲、陸乙現提起訴訟，請求判令：某康路房屋與某佳路房屋中的產權份額歸其所有。案件審理中，陸甲表示其繼承的李丙部分的遺產歸陸乙所有。該案審理中，陸乙提供了被繼承人李丙的日記及信件，旨在證明：被繼承人李丙在世時對父母盡了贍養義務，且李丙明確表示涉案兩套房屋歸陸乙所有。李戊、李己、李庚對該些日記及信件的真實性無異議，但認為被繼承人只是有感而發，不符合遺囑的形式，本案應按法定繼承原則處理。
本案的爭議焦點在于，陸乙提供的日記及信件是否能認定為被繼承人李丙生前所立的自書遺囑。一種意見認為，李丙生前并未留有遺囑，陸乙提供的日記及信件均非李丙的遺囑。本案系爭房屋中的李丙的產權屬其遺產，應按法定繼承原則予以處理。第二種意見認為，陸乙所提供的李丙日記及信件系李丙生前的真實意思表示，該些證據應認同為李丙生前的遺愿。本案應按遺囑繼承原則予以處理。
從形式上而言，李丙生前所寫的日記及信件與自書遺囑有本質區別。對大多數人而言，日記只是個人情感上的記錄，有很強的時間性及個人感情色彩。但本案中，李丙生前的日記及書信符合下列遺囑的要件：1、由遺囑人親筆書寫;2、遺書內容表達意思清晰;3、遺囑人有親筆簽名;4、注明了年、月、日。日記和信件中，李丙多次記錄了對其死后個人財產處分的內容，表達了其愿將財產留給陸乙。可見，李丙生前的日記與信件同自書遺囑的形式要件稍有不同，但上述證據能充分表明死者生前對其財產處理的意愿，其意思表達真實，且不違反法律禁止性規范，故法院應當尊重被繼承人的生前意愿。法院最終認為，本案系爭財產應以遺囑繼承處理。
三、手機短信(微信、微博、郵件)的法律效力
在論述這一問題前，可先考察一個案例。原告朱甲、朱乙系被繼承人朱丙之父母，被告蔣丁系朱丙之妻。朱丙于2013年2月21日自殺身亡。在其所留物件中，有手機一部，被繼承人手機的信息草稿箱里留有以下一段話，“蔣丁，父母許我之財產皆予你，以解我之愧疚。”現雙方當事人因繼承朱丙的遺產發生糾紛，故訴訟至法院。朱丙父母認為朱丙未留有遺囑，故本案應適用法定繼承。蔣丁認為，朱丙手機信息草稿箱內的留言系朱丙的遺囑，本案應按遺囑繼承處理。法院審理后認為，由于該信息存在手機草稿箱中，無法辯別是否死者的真實意思表示，且其用語極其含糊。例如，短信中的“父母許我之財產”，該些財產指哪些，是指父母已經贈與其的，還是曾經許諾贈予而尚未實際贈予的。另外，對于該手機信息草稿是否是被繼承人親自所為，當事人無法舉證，法院也無法判定。所以蔣丁以該信息草稿系遺囑為由認為本案應按遺囑的請求不應予以支持。
由于目前的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微博、微信、手機短信、網絡聊天等不斷的出現，現代人用以表達自身的意愿的途徑越來越多。但網絡畢竟是一種比較虛幻的世界，通過網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因此，對于這些網絡介質中所出現的證據，要持審慎的態度。例如，目前人們常用的微信軟件，具有發送短信、在“朋友圈”欄目發布信息的功能。如某人在其微信賬號的“朋友圈”中，發布如下的文字：“我死后，我的所有合法財產均留給我的妻子。”該人去世，其妻子是否可以此為憑主張遺囑繼承，值得人們探討。在很多情況下，如果沒有其它證據，人們很難分辨此類信息的真實性。故筆者認為，當事人僅以該類電子媒體所產生的證據主張遺囑繼承的，不應予以支持。
如今，當事人主張遺囑繼承的案件不斷增多，其中，涉自書遺囑案件所占比例也不低。如何對此加以認定自書遺囑效力，是否可以在現有法律框架有所突破，值得研究。例如，德國民法典對自書遺囑形式要件作了如下規定：1、被繼承人可以以親自書寫并簽名的聲明立遺囑;2、被繼承人應當在在聲明中載明于何時何地書寫該聲明;3、簽名應當包括被繼承人的姓和名;4、未成年人或不能夠閱讀書寫文字的人，可以不按上述規定立遺囑;5、如果一份親自書寫的遺囑未載明時間并由此產生對其效力的懷疑，則僅以能夠以其他方式確定該項必需的時間為限，該遺囑方為有效，此規定也適用于載明立遺囑的地點。該條文對于自書遺囑的生效要件上的時間、地點均作為必備要件。
由于各國國情有所不同，我國《繼承法》對自書遺囑的規定還較為簡略。在案件審理中，應將探究遺囑是否為被繼承人真實意思表示作為主要的課題，并綜合案件的具體情況、運用法官的社會生活常識對案件進行合理的認定和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