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組河南“豬圈男孩”照片在網上瘋傳。照片中的男孩兒蓬頭垢面、衣著凌亂，和一只幼豬共處在一輛滿是污漬的泔水車里。正當人們唏噓不已時，江蘇南京又爆出“小兄妹被祖父鎖入狗籠”的新聞。
“與豬同住”、“被關狗籠”的孩子并非孤兒，卻是監(jiān)護人嚴重缺位的“事實孤兒”。他們的合法權益，如何來保障？
7月29日，《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公開征集立法意見，其中擬規(guī)定：“不得讓未滿六周歲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別照顧的未成年人獨處。”參與草案擬定的全國律協(xié)未成年保護委員會委員李某某告訴媒體，草案規(guī)定“將在民政部門下設置實體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是全國范圍內的重要突破。
“監(jiān)護權干預”條款為何難落實
據媒體公開報道，“豬圈男孩”系河南濮陽清豐縣的劉洪某，其母患有精神障礙，對他常施以暴行。不論盛夏寒冬，7歲的洪某長年睡在自家院落里，至今不會與人交流。而江蘇小兄妹的父母屬未婚先育，母親于兩年前不辭而別，父親因外出打工將孩子交由祖父照看。祖父白天外出，無暇看管，只能將兄妹倆鎖入狗籠，以防其走失。
“看到小洪某時，我們真的很揪心：一個好好的孩子怎么成了這樣？”民間公益組織“濮陽愛心聯(lián)盟社”負責人宋某某告訴媒體，洪某的母親精神失常，“或許她自己對于‘孩子’并沒有概念，也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對孩子造成了傷害，更談不上正常行使監(jiān)護權。”
宋某某介紹，濮陽愛心聯(lián)盟社自2013年成立以來，接觸了不少像洪某一樣雖有父母卻不能被好好監(jiān)護的孩子。“這些孩子大多數跟著爺爺奶奶等住，生活較為拮據，教育條件也落后于正常的同齡孩子。”
類似悲劇早已有之。2013年，因母親吸毒，南京江寧兩女童在家中被餓死；2014年，媒體報道稻城女童8年來生活在豬圈，身高只有78厘米，無法正常交流……對于近期媒體關于家庭監(jiān)護權的大量關注，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某某點了個“贊”。“一個現代社會，一定是以‘兒童優(yōu)先’理念作為重要標志的。過去媒體對此類事件報道得較少，并不代表之前沒有類似案件的發(fā)生，當下越來越多的關注，是公共道德領域的巨大進步。”
在相關報道中，一個數字頻頻被提及：“北京師范大學兒童福利中心課題組推算，截至2011年，全國事實無人撫養(yǎng)兒童的總數可能在57萬人左右。”但實際上，王某某告訴媒體，那組數據指的是“孤兒”而非“事實孤兒”。“因為‘事實孤兒’難以界定，所以我們并沒有統(tǒng)計相關數據。”
對“不管孩子”的父母，我國《民法通則》與《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均有“撤銷監(jiān)護權”的規(guī)定。2014年12月發(fā)布的《關于依法處理監(jiān)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也有條款明確指出：被申請人有下列七類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其監(jiān)護人資格：性侵害、出賣、遺棄、虐待、暴力傷害未成年人，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將未成年人置于無人監(jiān)管和照看的狀態(tài)，導致未成年人面臨死亡或者嚴重傷害危險，經教育不改的；拒不履行監(jiān)護職責長達6個月以上，導致未成年人流離失所或者生活無著的；有吸毒、賭博、長期酗酒等惡習無法正確履行監(jiān)護職責或者因服刑等原因無法履行監(jiān)護職責，且拒絕將監(jiān)護職責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給他人，致使未成年人處于困境或者危險狀態(tài)的；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經公安機關和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等部門3次以上批評教育拒不改正，嚴重影響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學習的；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情節(jié)惡劣的；有其他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
但真正撤銷了父母監(jiān)護權的案子，目前在國內并不多見。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某某也告訴媒體，歷年來全國受理的類似案件是“少之又少”。
媒體梳理發(fā)現，自2015年1月1日《意見》實施以來，撤消父母監(jiān)護權的“首例”是在江蘇徐州發(fā)生的“生父性侵女兒”一案。在這一案件中，江蘇徐州銅山區(qū)民政局取得未成年人小玲的監(jiān)護權。民政局當庭表態(tài)，將采取助養(yǎng)或寄養(yǎng)方式，讓孩子住在指定村民家。
“監(jiān)護權干預”條款的落實，為何如此艱難？
王某某告訴媒體，一方面，受“不打不成器”等社會傳統(tǒng)文化觀念影響，社會大眾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往往采取習以為常的態(tài)度，“一般認為管教孩子是家庭內部事務，外人不便干預，導致法律執(zhí)行起來較為困難”。
另一方面，專家指出，像小玲一樣“住在指定村民家”畢竟不能成為監(jiān)護“事實孤兒”的制度性舉措。在“監(jiān)護權干預”之后，我國目前還缺乏接受的“事實孤兒”的專職機構。
缺乏專職兒童保護機構是“癥結”
我國相關法律規(guī)定：“父母被剝奪監(jiān)護權了之后，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民政部門擔任監(jiān)護人，由其所屬兒童福利機構收留撫養(yǎng)。”而在實際操作中，王某某認為，我國相關的體系卻仍舊尚未健全。
“沒有現代發(fā)達的兒童管理行政體系，保護兒童權益便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似的口號。”王某某認為，當下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在兒童管理方面的機構設置較為傳統(tǒng)，政府行政職能缺失，執(zhí)行力也不夠強。
“婦女的權益受到了侵害，大家會想到找婦聯(lián)，而兒童權益受到家庭的侵害時，大家第一反應能是什么呢？”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皮某某對媒體指出，中國社會對于兒童權益保護的介入狀態(tài)，仍是“缺位的”。
王某某介紹，目前全國共有幾百家兒童福利院，“工作人員才1萬多人，很多中型城市甚至沒有”，“而一些相關的青少年權益保護社會組織也處于‘剛起步‘狀態(tài)，不能及時有效地為家庭監(jiān)護權缺失問題提供幫助，政府也缺乏在相關組織資金和設施上的投入。”
佟某某介紹，目前我國專門保護兒童的綜合機構有兩個：一個是國家和地方各級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另一個則是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及其辦公室，但沒有國家級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
“一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問題的處理涉及公安、民政、衛(wèi)生、教育、社區(qū)、婦聯(lián)等多個部門，屬于責任的交集范圍，但卻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負責，容易導致責任落不到實處、協(xié)調難度大、互相推卸責任等等狀況的出現。”佟某某說。
“小洪某現在住在姑姑家，已經會叫‘爸爸媽媽’了。”說起洪某的現況，宋某某滿是欣喜。在接受媒體采訪當天，愛心社的志愿者們還帶著些零食和資金去了洪某的家。
宋某某告訴媒體，前不久，愛心社群里的“拍客”恰巧拍到了孩子的生活狀況。自己知道之后，就立即組織各個成員來到了洪某的家中。大家決定自籌資金，對孩子進行長期資助，并定期對其進行智力上的引導和開發(fā)。
“雖然國家有敬老院和福利院，也提供了不少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但社會上肯定還有很多政府觸及不到的角落，這就需要我們民間組織去幫扶。”宋某某說。
“兒童權益保護這件事情，不能讓民間單干，得政府和民間一起來。”王某某說，政府不但要鼓勵民間組織的發(fā)展，還要盡快健全自身的行政體系，要設有獨立的專職的國家兒童保護組織，保證專職、專人、負責專事。
南京立法能否終結“事實孤兒”困局
7月29日，《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集立法意見，擬規(guī)定，不得讓未滿六周歲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別照顧的未成年人獨處；行政機關、學校、幼兒園、醫(yī)療機構等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發(fā)現未成年人遭受監(jiān)護人侵害的，有立即向公安機關或者綜合服務平臺“強制性報告”的義務。
參與這部草案擬定的全國律協(xié)未成年保護委員會委員李某某告訴媒體，在民政部門下設置了實體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這是草案的一大亮點，也是全國范圍內的重要突破。
“國家設有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但這只是一個宏觀的協(xié)調機構，而非實體機構，此次南京草案設立了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相當于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有專人專職來做事，這在全國還屬首例。”
王某某還建議，社會可以對家庭監(jiān)護權問題進行公共討論，不是一味地批判和揭露，而是對解決方案和價值導向進行探討。“政府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guī)及相關配套機構，填補責任的空白區(qū)。加大相關設施的建設，在社區(qū)、城市、農村等建設兒童活動的場地，每個縣市至少設有一個兒童福利中心，承擔相關業(yè)務的指導。”
媒體了解到，相比于《未成年人保護法》，南京的地方性法規(guī)草案對于未成年人保護方面多了“行政保護”的層面。當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由政府直接主導，能在第一時間集多數相關部門的力量來有效維權。
“當然，草案仍有待完善，如部門間的協(xié)調銜接、具體的保護措施等等尚未完全明確，而草案規(guī)定的救助范圍也僅限于困境兒童。”李某某說，“這是一條任重道遠的路，需要我們慢慢摸索”。
皮某某指出，社會應當摒棄家庭監(jiān)護權是“家務事”的這一成見。“一旦孩子的個人正當權益受到侵害時，公權力就可以合法干預。”王某某也認為：“我們的教育要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尊嚴、幸福、健康是受到社會保護的，即使家長也不能將孩子當成私人物品，進行隨意處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