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11歲女童小玲因遭受生父多次性侵，母親不聞不問，徐州銅山區人民法院于2月4日作出終審判決，撤銷小玲父母的監護權，由銅山區民政局接管。據悉，這是我國首例由民政部門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的案件，也是自2015年1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制定《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實施以來的第一次“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的司法實踐。那么，什么情況下可以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哪些機構可以申請撤銷監護人的監護資格，被監護人的權益又如何保障，國外有哪些值得借鑒的經驗呢？
撤銷監護人監護資格難在哪
未成年人監護被視為家庭內部私事
其實，在未成年人保護新規《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出臺之前，我國早有關于撤銷監護人監護資格的相關規定。
我國于1986年出臺，1987年正式實施的《民法通則》第18條第三款規定：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的人身、財產及其他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責任；給被監護人造成財產損失的，應當賠償損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監護人的資格。2006年，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53條規定：父母或其他監護人不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經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有關人員或有關單位的申請，撤銷其監護人資格，依法另行制定監護人。被撤銷監護資格的父母應當依法繼續負擔撫養費用。但是，據公開資料顯示，直到2014年我國才出現第一份裁定撤銷監護人資格的判決。2014年，福建省仙游縣人民法院作出(2014)仙民特字第01號民事判決書，裁定撤銷了一位母親對親生兒子的監護資格，將之移交給村委會。同時，該判決書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
雖然我國很早就出臺了關于撤銷監護人監護資格的法律規定，但是在撤銷監護人監護資格的司法道路上卻一直舉步維艱。這與我國相關法律條文的語焉不詳、缺乏實踐操作性是分不開的，因此有人稱我國關于撤銷監護人監護資格的法條為沒有牙齒的“僵尸法條”。如，法律條文中的起訴主體“有關人員”、“有關單位”究竟是誰，指的是什么機構？對于嚴重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標準如何界定？撤銷監護人資格后由誰承擔被監護人的監護責任，如何免除后顧之憂、具體操作程序是什么？相關法律條文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然而受制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影響，未成年人監護往往被視為家庭內部的私事，外人不好干涉。此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系列行為往往發生在比較隱蔽的空間，很難被人發現，加之相關部門的介入較少，調查取證難，職責劃分不明確，后續保障較少等諸多因素，造成了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受侵害卻得不到應有保護的現狀，成為一項棘手的社會難題。
新規與撤銷監護權第一案
最高法等《意見》保護未成年人權益
近年來，虐童案、吸毒母親餓死女童案、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行為、性侵子女等案件不斷見諸報端、網絡，嚴重刺痛了民眾的神經，引發了社會的廣泛討論，讓我們看到對未成年人的傷害不僅僅發生在外部，也可能發生在家庭內部至親之間，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對未成年人權益進行切實有效保護，急需國家相關法律的跟進和完善。為了切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加強未成年人行政保護和司法保護工作，確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監護照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聯合制定了《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施行。該《意見》使得撤銷監護人監護資格案件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
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
四種單位與人員有資格提出
《意見》第27條規定：下列單位和人員有權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一)未成年人的其他監護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二)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員會，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單位；(三)民政部門及其設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四)共青團、婦聯、關工委、學校等團體和單位。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一般由前款中負責臨時照料未成年人的單位和人員提出，也可以由前款中其他單位和人員提出。在本案中，向人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的為區民政部門，屬于《意見》第27條第一款第三項規定的情形。
撤銷監護人資格
七種情形行為人不宜擔任監護人
《意見》第35條規定：被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監護人資格：(一)性侵害、出賣、遺棄、暴力傷害未成年人，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二)將未成年人置于無人監管和照看的狀態，導致未成年人面臨死亡或者嚴重傷害危險，經教育不改的；(三)拒不履行監護職責長達六個月以上，導致未成年人流離失所或者生活無著的；(四)有吸毒、賭博、長期酗酒等惡習無法正確履行監護職責或者因服刑等原因無法履行監護職責，且拒絕將監護職責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給他人，致使未成年人處于困境或者危險狀態的；(五)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經公安機關和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等部門三次以上批評教育拒不改正，嚴重危害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學習的；(六)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情節惡劣的；(七)有其他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本案中，法院經審理認為：小玲生父對其實施了性侵害犯罪，并進行長期虐待、暴力傷害，嚴重傷害其權益，依照相關法律，其生父監護資格依法應予撤銷；對于其生母，在小玲被生父帶走的8年時間里，從未看望、照顧過小玲且音訊全無，亦從未承擔過撫養費用，且在被告知小玲被生父侵害后的長達8個月的時間里，仍以沒有撫養能力為由拒絕撫養，導致了小玲的流離失所、生活無著，因此二人均不宜再擔任小玲的監護人。
撤銷監護資格后被監護人權益保障
《意見》有詳細可操作規定
根據《意見》精神，對于未成年人的保護要始終堅持“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充分尊重未成年人意愿；始終堅持部門間銜接配合原則，公安、民政、檢察院、法院要明確職責及工作銜接方式，同時堅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原則。此外，《意見》還對未成年人受到監護侵害的“報告和處置”、“臨時安置和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等內容作了詳細的可操作規定。
在本案中，經法庭調查，小玲生父的父母早年去世，且無兄弟姐妹，生母的父母、弟弟、妹妹等親屬、村委會均不愿意撫養小玲。雖小玲的臨時照料人張女士表示愿意撫養小玲，但是主審法官認為未成年人的監護職責不僅僅是吃飽穿暖，而且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彌補小玲受到的傷害，張女士承擔監護職責會面臨困難和問題，因此作為“兜底部門”的民政局應該獲得小玲的監護權，并且從對未成年人“特殊”、“優先”保護原則和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則出發，由民政局獲得監護權，更有益于小玲生存權、受教育權、醫療保障等權利的實現，更利于小玲的身心健康。同時，民政局與張女士簽訂了一份《助養協議》，將小玲放在臨時照料人張女士家里由其進行照料。
此外，為了保護監護人被撤銷監護資格后，被監護人的合法權益，《意見》對未成年人的判后安置工作進行了詳細規定，如第41條規定：撤銷監護人資格訴訟中止6個月內，未成年人及其現任監護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裁定；第42條規定：被撤銷監護人資格的父、母應繼續負擔未成年人的撫養費用和因監護侵害行為產生的各項費用；第43條規定：民政部門應當根據有關規定，將符合條件的受監護侵害的未成年人納入社會救助和相關保障范圍，等等。
精細化立體保護未成年人權益
我國香港和其他國家的可借鑒經驗
雖然《意見》的出臺使得我國關于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真正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在真正保證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監護照料，權益得到真正保護方面，我國無疑正處于起步階段，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國香港地區和其他國家的對于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的相關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實行零容忍和精細化立法保護。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容忍度往往是很低的。許多我們認為是小事、家務事的行為，統統都有可能上升到刑法的高度處理。如美國許多州法律規定，如果將兒童單獨留在汽車中，自己下車去辦事，就有可能涉嫌構成“忽視照管兒童罪”，弄不好就要去坐牢；如父母給兒童品嘗酒精飲料，如被發現也大都會以“虐待兒童罪”被起訴。且在西方發達國家，對未成年人保護的立法十分精細，基本涵蓋了未成年人成長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所有傷害。加大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的懲處力度，進一步加快保護未成年人的精細化立法，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值得借鑒。
舉報人員的范圍擴大，公權力部門及時介入。2004年日本對其2000年公布并實施的《虐待兒童防止法》進行了修改，將“如果發現有虐待的必須舉報”修改為“認為有虐待的必須舉報”。在美國，對虐童等行為規定了“強制報告制度”，醫生、老師、警察、鄰居等遇到相關情況都有法定的舉報義務，并且在接到舉報后，警方必須出警，必須依法進行調查確認。
完善的社會救助體系。在我國香港，為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社會福利署會有針對性地購買服務，如熱線電話服務、幼兒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等，以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此外香港地區還有大量從事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社會組織。在我國，如何構建完善的社會救助網絡，需要相關部門的聯動配合，也需要大量社會組織的出現和廣泛參與。
每個孩子都是契約社會中獨立的個體，都有免于恐懼的自由，免于受到傷害的權利。對未成年人監護的保護需要社會觀念的轉變，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參與，更需要相關部門的積極作為和密切配合。我們相信伴隨著《意見》的進一步實施和國家保護未成年人法律的進一步完善，在未成年人監護保護和其他權益保護方面將會更加有力，更加符合我們的期待。
